第二天一大早，刘祚坤卷起铺盖，冒着刺骨的北风，踩着“吱吱”响的积雪，不辞而别，深一脚浅一脚地朝着石溪村的方向走去。

　　回到农村，正值合作化大集体的60年代，组织上又安排他当生产队长。20世纪60年代初的生产队长不好当。农业上浮夸风虽有所收敛，但是石溪这个地方有山不长树，山旮旯里东一点西一点散落着巴掌大的水稻田，人均不到一亩，产量也上不来，一年只有半年粮，其余光用野菜拌着糠。

　　刘祚坤当了天底下这最小的“官”，惟一不改的就是责任心。

　　于是，刘祚坤便一头扑到集体事业上，修山路，引水渠，植树栽竹，起早贪黑地带着几十名社员在百十亩贫瘠的田里描花绣朵，收成却天不随人意，收上来的总是心焦与失望。

　　1962年收获季节又来了。这年春天，社员们的日子太苦了，山上竟然见不到绿色的东西。一天，一名姓李的社员拿了一捆没打干净的稻草放在碾谷的水牛嘴边，恰巧被他看见。刘祚坤当即喊住他，拿起稻草吼了起来：“你眼瞎了，看看，看看，还有这么多谷，你忍心拿去喂牛！你是不是人？！”刘祚坤非让他把上面的稻谷重打一遍不可，姓李的不干。问题很快扩大了，村干部来了，公社干部也来了，姓李的社员成了搞破坏的阶级敌人。第二天就戴上高帽子，胸前挂上白牌子，反剪着手，年轻力壮的村民敲锣打鼓地押着，游遍五村三乡，到了一地就让他现身说法，告诫别人莫学他如何如何搞破坏。李家人多，游完了，想来想去恶气难消。兄弟几个如狼似虎地将刘祚坤暴打了一顿，头破了，锅碗瓢盆能砸烂的都砸了。虽然村队强行让李家赔了40元，医治伤口，可刘祚坤心口的伤却在滴血，这不都是想让大伙多吃几天的饱饭吗？落得这样的一个下场。

　　老人认定了！算了，当个谁也不招谁也不惹的老百姓吧。于是，他把最后一个“芝麻官”也辞了，安心做他的农民。他的木工手艺不错，于是干起了他的木工活。

　　他把立功证书、勋章等都深藏在箱底下，又不善言谈，更不会吹牛。所以，村里的年轻人只知道他是朝鲜战场上退下来的一个老兵，根本不知道他是赫赫有名的“一等功臣”。即使人们偶然问起战场上的事，他也压根儿不提立功受奖。他觉得这是一个战士份内的事，不值得自骄自傲，更没想到以此为本钱，向组织和政府要待遇。不好炫耀的刘祚坤一直把自己的战绩压在心底，日出而作，日落而归，过着普普通通的农民生活，默默无闻。

　　20世纪六七十年代，运动一个接一个，今年垦荒种地，明年大修水利，大年初一上工地，三十晚上不回家，那叫革命。

　　不知是什么时候，一等功臣和国际二级战士的勋章被人偷走了，刘祚坤很是气恼了几天，每年的7月27日，他只能在昏暗的油灯下重温那本纪念册和证书了。

　　一等功臣刘祚坤，一直隐居山旮旯里，日子平平淡淡而又极其清贫。他尽管伤残，还尽力下地劳动过日子。回到地方后，档案关系不知为啥也一直没转回，连残疾证也没一张。然而，刘祚坤始终以模范的身份严格要求自己，做良心人，吃良心饭，以英雄的形象无声引导群众。

　　走，带我到区民政局去评理。体检合格了，凭哪条不让你去当兵报效祖国

　　1998年的夏天，举国上下都投入了抗击百年未遇大洪水的战斗，解放军将士在千里江堤上谱写了很多感人至深、可歌可泣的故事。刘祚坤老人从邻里一台老旧的黑白电视机里看到英雄的解放军战士舍生忘死的抗洪事迹，看到抗洪胜利后人民送战士的场面，他的眼里总闪着泪花，当年同战友们一同从朝鲜战场凯旋的场面仿佛就在眼前。

　　再也按捺不住了，他当即叫儿子给远在深圳的孙子刘建光写信，催他回来再次试试报名参军，去像抗洪抢险的战士们一样在国难当头时为国效力。谁知刘建光从深圳回信说：“去年我体检不合格，今年恐怕也没什么望头，再说我现在在深圳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个工作，月薪一两千元，我不能不赚点钱改变改变那破烂不堪的家。”刘祚坤“听”着孙子的信，气得差点晕了过去：“这小子一定要送到部队受受教育，家、家、家，没国哪有家，赶快给他拍封电报，就说我死了，叫他回来，我再教训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