奚小妹那天在石灰池边上站着时，我正好路过那儿。
　　
　　奚小妹叫我的时候特别高兴，她让我走近点看她脚踝上长的一个大水疱，有枣那么大的一个透明水疱，光滑。
　　
　　“我得荨麻疹了，是过敏，不传染。”她说。
　　
　　“你想不想摸摸这个水疱？就是别把它弄破了。”她又说。
　　
　　我蹲下，小心地用手指头在那个水疱上转了一圈，轻得像什么也没摸着。她说：“我晚上睡觉时，特别怕它破了，我把两只脚绑起来睡，我想看看它到底能长多大，长得像核桃那么大时，里边的水会荡，一边走一边晃荡，像个铃，大包铃。这些天我的心都在这个水疱上，我今天已经给七个人看了，我没让他们摸，怕给摸破了，我就让你一个人摸了，刚才你没来时，我就觉得你一会儿就得从这儿走。”
　　
　　我突然觉得必要的时候可以帮奚小妹打一架，丁子曾说过奚小妹给过他三张“太妃糖纸”，我觉得他，损害了一些东西。
　　
　　现在我摸过奚小妹水疱的那根手指特别沉重。
　　
　　那天上午，我和奚小妹站在生石灰池旁边，说话都很轻，春天就是从那个水疱上长出来的。
　　
　　她夏天穿一双粉的凉鞋，头发特别黑，坐在我前边。那天老师让我背书，第八课《杨靖宇的故事》，我不会背。奚小妹在我前边把课文打开了，她移开她的黑头发，把书放在桌角上，我开始背了，用余光看着书，声音很响。
　　
　　我从来没有要求过她这样，她以后也没有因为这事再说过什么，这个共谋给了我某种奇怪的感觉，她有一半像我的同学，有一半像我的家人。
　　
　　她家住九栋一门，我常看见她爸爸和她奶奶。她爸爸是翻译，有一次我看见他穿着咖啡色的裤子在和苏联专家说话，他爸的声音很尖，飘在苏联人的笑声上。
　　
　　我没去过她们家，每次都是喊她一声，她跑出来。她的糖纸也都夹在旧课本里，没有我的多，但比我的平整，她说她先把糖纸洗了然后晾干了再夹起来，所以她的糖纸没有甜味。
　　
　　我说我所有的糖纸都不想要了，让她随便挑，她喜悦中有点羞涩。我用一张一张的糖纸换了她的表情，我假装严肃，但身体里有种幸福的波动，那几天我常到各个垃圾箱里去翻糖纸，我捡到过最稀有的米老鼠全套，大白兔全套。从垃圾箱回来，我为她把糖纸先洗一遍，我洗糖纸的时候很轻很专注，想起摸她那个水疱时的感觉。我没问过自己这么做是为什么？是不是喜欢上她了？我当时还不会那样自问，我的目的就是想看着她高兴。
　　
　　有些小孩开始议论我了，他们说我好色。有一天我回家看见四门楼道里写着“邹大和奚小结婚”，是房勇写的。我看见这行字没有生气，我不知道九栋一门她们家那儿是不是也有人这么写了。那天我没有新的糖纸给她，我准备用一张三角形的邮票把她叫出来，我想从她的眼睛里看看有什么不同。她的喜悦比平时更大，那让我一再地在心里读着“邹大和奚小结婚”这句话。我差点念出来。我跑了。
　　
　　晚上，我高兴后又为她没有看见过那句话有点遗憾，我几乎到了深夜潜下楼去，到一门的白墙上把那句话写了一遍。我想知道她看见那句话会怎么样，那时我还不懂事，不知道结婚意味着什么，但我总是想就这么换糖纸样地把日子换下去，然后有个结局，好像这个结局就该是结婚。
　　
　　丁子来告诉我，奚小妹家要从北京调到中条山时，我一点也不相信。丁子说：“她爸爸犯错误了，和李院长出国时，曾有一天晚上单独活动来着。单独活动是错误，她爸爸，还有童戈的爸爸都要去中条山矿了。”
　　
　　我对中条山没有一点概念，在我的感觉中，她怎么会走呢，她在一门住着，那是她的家，我在四门住，这好像是个永远。
　　
　　她跟我说她家要搬走的时候，没有一点忧伤。她说要坐火车走，穿过河北省进入河南省。她说那儿是个矿山。她问我去没去过山里。我说没有。我说也许那儿特别好玩，有野兽，也有猎人。她说没错，她看过地图了，那儿是一串一串的山。
　　
　　想不出来以什么形式来向她告别，我准备用那架没有胶卷的照相机，去为她拍照。我觉得有没有胶卷并不重要，关键是那种为一个女孩子拍照的过程，那种形式，是一种告别的形式。再有，我确实不明白拍照为什么要胶卷，我那时小学四年级，胶卷这个词没学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