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上了两天学，认识三个字（她自己的名字），然后就被在当坊管账的外公拿着竹棍咆哮着赶出了学校。她生于1917年，死于2002年。在大半个世纪里，她经历了民族危亡、朝代更换、时局动荡、国家兴衰的历史变革。在那特殊年代和特定环境中，我的母亲能随遇而安，不卑不亢做人。而且在她身上显示出了的非凡的毅力和善良的道德品质。她是个高明的舵手，才使得我的家庭像一叶小舟，飘摇在狂风巨浪之中始终不致于沉没，才使得这叶小舟没有被时代的漩涡卷入深渊。

    17岁时，她庆幸要走出她葛朗台父亲的统治，带着少女的纯真梦想和憧憬嫁给了我的父亲。当时我父亲在庐江城李三丰家做学徒的朝俸。

    母亲过门不久，日本人进南京了，在那国难当头的时刻，我父亲决心投身报国，弃商从戎。母亲虽然没有多少文化，但也能懂得“皮之不存，毛将附焉”的道理，她默默望着父亲远去的背影，满眼是泪。后来她白天在田地里死命地劳作，夜晚躺在床上，时时被恶梦惊醒，她怕父亲在战场上一去不归。

    不久，来自南京的消息，父亲遇机会考上黄埔军校了，而且一呆就是十年。这十年期间，母亲除了承担普通男人挑禾担麦的重担以外，还要照顾年迈的婆婆、新寡的弟媳及其全家。

    后来由于时事变迁和家庭变故，我的父亲解甲归农。此时家中一贫如洗，全部靠借高利贷过日子。几年间共欠贷18石大米（当时借米定期为1石加1石，1斗加1斗），一直到土改时还未还清。

    母亲一共生了多个儿女，活下来的只有我们兄妹四人。第一次怀孕是在父亲离开后不久，由于过度操劳而导致流产。有一个妹妹是在58年夏天，她出生6天时父亲被捕了，连续108天没雨，母亲在月子里便和正常人一样挑水抗旱。妹妹没人照料而饿死。另一个妹妹出生时，正赶上粮食统购统销运动，家中粒米无炊，当时连借粮要饭也不能，会被视为有意闹粮食恐慌，破坏国家粮食政策。所以当她出世时，母亲便带着哭红的眼睛将她活活捂死，父亲也因没能力养活她而懊恼地要自杀，这次一家人抱在一起失声痛哭。

    我的母亲是爱我们的。时常，她把南瓜藤上不结瓜的假花摘下来，和点米面粉做成花糊，来慰劳我们，而她自己，却用田野里竹叶草的根充饥。有一次，我看到白白嫩嫩的竹叶草根，嚷着要吃，谁知道烧熟后的草根却是又苦又涩，没办法嚼碎。日子艰难地挨着，可我们在一个又一个绝境处缝生。母亲在那遍地饿孚，人人自危的困难时期，她是敢于与生死作较量、作周旋的能手。

    有次大家饿了一天，刚从食堂里领回来全家五口人的口粮（仅二斤大米），大家当然十分高兴。就在这时，正好一个远房舅舅蹿进门来，母亲毫无顾忌地把这些米全倒进锅里，立刻香味溢满屋子，他饱餐一顿，而我们全家两天粒米未沾。母亲就是这么善良、宽厚。

    我家里门前有棵上了年纪的老粟树，有龙一般鳞甲的皮肤，每年都一层层地脱落和生长，粗糙、凹凸的躯干是雷鸣电闪、烈日冰霜所侵袭的印证。大跃进年代，为了炼钢铁，漫山遍野的砍伐队来了，远近的庄子上树木被砍尽杀绝，唯有这棵我家门前的老粟树幸存下来。因为我的母亲曾声泪俱下地向木匠求情，放过这棵古树。当砍伐队长来的时候，木匠开始表演了，他拿着斧头故意在树上敲了几下，说：“声音咚咚响，树心烂了，里面全空，不能作料了。里面烂了，不能作燃料。”砍伐队长也就无可奈何地走了。类似这样救古树的事，我的母亲又何止一次两次挖空心思、绞尽脑汁？

    邻居们也常颂扬我那善良的母亲，在抓壮丁的时候，我母亲经常利用在外当军官的父亲身份，在我的家里窝藏着一些青壮年劳力，让他们逃过劫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