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泽民大感欣慰，”沈永言说，“告诉我他会与我们原来的俄罗斯顾问联系，再要一份俄文原稿。”江泽民在一个月内就拿到那本书，并寄给了沈永言。

“请帮我把手稿校对和编辑一下，”江泽民恳求沈永言，“这本书对我很重要。”

“我了解他所说的话，”沈永言深思道，“除了退休后在学术界的个人计划，这本书的出版也将了却多年前江泽民对他的俄罗斯导师许下的承诺。”

正当江泽民忙于为离开政界后的生活制定计划时，一场政治地震撼动了所有人的未来。

“我才完成手稿的一半，”沈永言说，“就听到了这个令人吃惊的消息：我亲爱的朋友，江泽民，成了党的总书记。‘好吧，’我想，‘我们小小的出书计划就此打住了。’”

四五天后，江泽民给沈永言打了电话。“永言，”他说，“你得接着搞那本书啊。”

“泽民，你已经是总书记了，”沈永言以怀疑的口吻回答说，“你还需要这本旧书做什么？”

“我们必须善始善终，”江泽民回答，“虽然这位苏联老先生已经去世了，我却必须履行我的诺言。”

从那以后，江泽民会时不时地打电话给老朋友询问那本书的进展情况。书最终在1990年出版了，它的出版花了30年，江泽民遵守了诺言。第二年，他首次作为总书记出访苏联。恩师已经去世，江泽民专门送了一本给他的家人，并把有限的稿费捐赠给了上海儿童基金会。

“我是北京的，我姓江”

1995年6月，江泽民偕夫人王冶坪前往吉林省视察工作，见到了老朋友沈永言。沈永言也看到，对于江泽民的家庭来说，高层的生活并不轻松。王冶坪向沈永言坦言，他们家根本不像个家，丈夫总是开会或者参加各种活动，常常很晚才回来。她能感觉到丈夫没完没了的工作压力，有时候看到丈夫办公室里的文件摊得到处都是。

在公开场合露面始终让王冶坪为难，常年的颈椎病使她稍微动弹一下就浑身疼痛。沈永言私下里对江泽民说：“你和妻子出国访问的时候，好像总是抓着她的胳膊拽着她走。在电视上，这样看起来有点别扭……”江泽民无奈地回答：“我怎么办？要是我不扶着她，她就走不动。”

1994年，王冶坪随同江泽民出访法国。在一次国宴上，她自始至终都忍受着剧痛。她对沈永言说以后要尽量避免出国，而且再也不想参加宴会了，除非礼节上要求她非出席不可，她甘愿担负起必需的责任。沈永言感慨地说：“她变得那么坚强，真是不容易。”

在江泽民的一生中，他都会找时间跟老友和老师们叙旧。沈永言说：“他一般是在晚上10点半以后给我打电话，他给我打电话是为了放松、舒缓自己的紧张情绪，从困扰他的巨大压力中解脱出来。我们谈论各种各样的话题，一般聊上二三十分钟，仅此而已……”有时江泽民在白天给沈永言打电话，工作人员就会听到从他们各自的办公室内传出的笑声。如果沈永言的秘书问是哪位打来的电话，江泽民就回答：“我是北京的，我姓江。”

江泽民所喜欢的一位教授是顾毓，他是一位杰出的科学家和学者，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毕业的电机工程学博士，也是中国最为卓越的院士之一。1997年10月，在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时，江泽民让人捎话说他想见顾教授（顾毓已移民到美国，定居费城）。此时，顾毓已是95岁高龄，他立即准备前往华盛顿或纽约去见他的得意门生。江泽民却坚持亲自前往费城，以示他对恩师的尊重。

1993年，另一名教授去世，江泽民当时正准备在两天后去看望他。“我今天起得很早，就是为了来向我的老师们致敬，”江泽民在交通大学悲痛地说道，“不幸的是，沈尚贤教授刚刚逝世……我们中国人有一个伟大的传统：那就是不管你的职务或地位如何，你都应该永远尊重你的老师。如果我们全国上下所有人都能够保持这个光荣传统，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我们的祖国必将会有一个光明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