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城郊这所专门关押无期徒刑犯的巨大监狱里，有一条看似十分人性、实则极为残忍的规定。
　　我们每一个被判终身监禁的人，都有一次站在大众面前向全体市民发表半个小时演说的机会。犯人由牢里被带到典狱长和其他人的办公室所在大楼的露台上，若演讲结束听众鼓掌，演讲者就重获自由。
　　这听起来好像是天大的恩惠，其实不然。首先，向大众求助的机会只有一次。其次，万一听众不捧场——而大多数情况都是如此——这无期徒刑就等于是社会大众对你的判决。
　　除此之外还有另外一点，它让希望变成折磨。犯人并不知道什么时候轮到自己，一切都由典狱长决定。有可能才入狱半小时就被带上露台，也可能需要漫长的等待。有人年纪轻轻入狱，走上命运的露台时已经垂垂老矣，几乎丧失说话能力。
　　为了了解情况，可供参考的就是那些已做过演说、但未获青睐的前人的经验谈，至少也要探听一下他们采用了什么方法。但这些被“筛掉”的家伙一句话都不肯说，不管我们怎么求他们吐露演说的内容和群众的反应，都没有用，他们只冷冷一笑，不发一言。既然我要在牢狱里度过余生——他们心里一定那么想——那你们也都留着吧，休想我会帮你们，反正我本来就是坏蛋。
　　其实，就算他们守口如瓶，一些小道消息还是会传进我们耳朵里，只是没什么具体依据。举个例子吧，据说，犯人主要的诉求有二：即自己的清白和对家人的爱。至于他们是怎么个说法？就没人知道了。
　　最棘手的却是那些来听演讲的市民。我们固然是十恶不赦的坏蛋，外面那些自由的男男女女，也不是省油的灯。一宣布有犯人要上露台讲话，他们就蜂拥而至，不是因为有人的命运掌握在他们手上，事关重大，而是带着逛庙会、看戏的心情而来。他们也是来看热闹的。他们口哨、脏话齐飞，外加阵阵哄笑。本已心情起伏、全身无力的我们，面对这样的舞台能做什么？四面楚歌。
　　还有，虽然传说中曾经有无期徒刑犯通过这个考验，但只是传说。确定的是，从我入狱至今这一年来，还没有人成功过。差不多一个月一次，我们其中一个会被带上露台讲话。之后，一个不少又全都被带回牢里。群众把每一个人都嘘下台。
　　守卫通知我，轮到我上场了。下午两点。再过两个小时，我就要去面对群众了。我一点儿都不怕，知道自己该说什么。我相信自己已经为这个找到了答案。我想了很久，整整一年，无时无刻不在思考这个问题，不敢奢望我的听众会比其他牢友所面对的听众有教养。
　　他们打开牢房铁门，带我穿过整个监狱，爬两级阶梯，进入一间庄严的大厅，然后站上露台。我身后的门被锁上，我一个人面对黑压压的人群。
　　台下发出长长的嘘声，骂声四起。“喔，绅士出场了！你说话啊，无辜的受害者!快逗我们笑，说点笑话来听。你家有老母在等你，对不对？你想死你的小孩了，对吧？”
　　我心里已盘算好了，它说不定是唯一能救我脱困的妙计。我无动于衷，无所谓，既不要求他们安静，也不做任何表示。
　　很快我就欣慰地发现，我的举动让他们不知所措。显然在我之前站在露台上的牢友都用了另一套策略，或许大吼大叫，或许用软话请求下面安静，结果都不讨好。
　　我还是不说、不动，像尊雕像。吵杂声渐渐平缓下来，偶尔还冒出一两下嘘声，然后一片静默。
　　最后，一个和气、诚恳的声音说：“你说话啊，你说。我们听。”
　　“我为什么要说话?”我说，“我站在这里是因为轮到我了，如此而已，我并不想感动你们什么。我有罪。我不想再看见我的家人。我不想离开这里。我在这里过得很好。”
　　台下交头接耳。然后有人喊：“别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