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经常来找我玩，提起经济有点紧张的事，我的房东太太问她愿不愿意打扫房子，每小时3加元，她很感激地答应下来。看她劳动，我明白了什么是敬业精神。简简单单的打扫房子的工作，她做得一丝不苟：跪在地上嘿唷嘿唷地擦地板；撅着屁股吭哧吭哧地刷浴缸。

　　我的房东太太自然对她的工作满意极了，又叫她照看六七岁的女儿。别人看小孩，都是在家里陪孩子看电视、玩玩具；她呢，戴上头盔，穿上旱冰鞋，和精力无比旺盛的小孩比赛旱冰球。只见她跑得气喘吁吁、汗流浃背，还拼命地追着小孩跑。

　　有一次她又背着大书包，来到我的住处，我看她有点疲倦，问她是不是不舒服，她摇摇头说只是有点累，刚在学校献了血。我赶快叫她躺下休息，要给她做点东西吃，她笑我大惊小怪，说她经常去献血，今天是碰巧有点累吧。

　　我更吃惊了，问她献过几次血，她笑眯眯地伸出指头说：25次，而她才23岁。我献过一次血，那还是在大学里，不献血不让毕业才去的。相比之下，我好惭愧啊。

　　后来，她和一位基督徒恋爱、结婚、生子，对方收入不高，她又留在家当家庭主妇，竟然很久没有钱回日本。而我到美国读书时，给她打电话，她居然叫我挂了，她要给我打回来；她给我写信，从来是手写的，她说不愿意用计算机，因为打字虽然看上去漂亮，却失去了朋友手迹所传递的那份信息。

　　作为一个纯粹的朋友，她是最好的。但她是日本人，我总是觉得隔着一层，不愿意和她走得太近。我有朋友回国从不坐日航，尽管日航便宜；在美国时，有一位日本朋友非要带我们去海边玩，我心里感谢他，却又有不情愿的心绪。和日本人打交道时，往往很矛盾，无法敞开心扉接受他们的友情，又不想把过去的债加在新一代人的头上，于是，我就有意远离日本人，省得左右为难。

　　基于这种心情，我离开维多利亚后，就疏远了和她的关系，很少给她打电话或写信。张纯如的《南京暴行》出版后，我买了一本，很想给她寄去，对她讲我心中作为一个中国人的伤痛，对她讲我的心结，面对她的友情我却沉默下来。犹豫了很久，还是没有寄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