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资讯很不发达，上海因地理上的遥远而显得非常神秘。只要有人到上海出差，每位同事都会让他捎带吃的穿的。我家三个孩子，花费不算小，袁姨很体贴我母亲，每次回上海探亲都会给我们带许多礼物，我上小学时还穿过不少式样新颖的上海童装。我最喜欢的一件白底蓝花布拉吉，就是袁姨送我的生日礼物。还有那种压成小金鱼、小兔子形状的儿童香皂，更是让我舍不得用。

　　后来袁姨嫁人了，丈夫也是上海知青，在离西安一百多里的铜川铁路系统工作。又过了几年，袁姨就回上海了。60年代末我父亲到上海出差，还特意到老城厢登门拜访她。据父亲回忆，那场景也颇具戏剧性。他拿着写有地址的纸条走进迷宫一样的里弄，正想开口打听袁姨，一抬头，就望见某家墙上正挂着我一百天时戴绒线帽的一张照片，被放大到一尺二寸（那时普通照片的最大尺寸），他推门就进，心想肯定不会走错门，因为袁姨特别喜欢我那张照片，特意将底片从西安拿到上海冲扩的。

　　郭阿姨和李老师对望了一眼，不禁同时叹了口气，她接着说：“自从那次之后，因我父亲遭到了政治上的冲击，全家下放，与袁姨从此就失去了联系。”

　　70年代初我父亲被打成“走资派”，他主动申请下放到了西安的兴平县，即马嵬坡的所在地。母亲带着小弟郭良陪他一起下放，我和哥哥则寄养在亲戚家，全家都搬离了北关。小弟自幼体弱多病，父亲在兴平遇到一个精通武术的老朋友，就把小弟交给他做徒弟，本意不过是想让他强身健体，却没想到他日后竟以习武为专职，“打”出了一片天地。这是闲话。

　　下放期间，母亲听老同事们说，袁姨曾专程回西安，到北关正街打听我们全家的下落。但因为局势乱哄哄的，她不得不失望而归。这个消息让母亲难过了好些天，很担心就此失去一位知心的朋友。

　　两代人的寻亲梦何时能圆？

　　郭阿姨的描述让我对这位昔日上海知青———袁阿姨充满了敬意，也特别想一睹其庐山真面目，就急切地问他们是否保留有袁阿姨的照片。郭阿姨先是点点头，又赶忙摇摇头，表情有点为难：照片在西安老房子里……

　　我家相册里珍藏着一张袁阿姨年轻时的照片，迄今至少有40多年了。袁姨本人身高适中（约有1.60米），瘦瘦的，长得既洋气又干练。照片中的她穿了件中式立领紧身上衣，俨然一位30年代穿旗袍的美女，当然更多了些书卷气。难怪当年走在西安的大街上，回头率特别高。即使是在今天的大上海，我觉得她依然“丽压群芳”，气质丝毫不输于这些年轻的上海姑娘。

　　需要说明的是，我的祖母是浙江绍兴人，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父亲对水乡、对上海都很有好感，所以才会给我起了个很南方的名字“阿娟”。通过和袁姨这位上海知青近十年的交往，父母更是对几千里外的上海以及上海人青眼有加。我和李老师成家后不久，父亲就去世了，我们接母亲同住。丈夫经常有到南方出差的机会，他也非常理解老人的心情，每次都捎回不少南方的小吃。有次去扬州出差，在外面住了一个多月，母亲正在西安的家里说着想吃南方的大闸蟹，他就提着一篓蟹推门进来了。记得那时候大闸蟹还没这么金贵，9元钱就可以买整整一大篓。

　　人一老就格外念旧。见我们三个子女都成了家，母亲就格外挂念远在上海的袁阿姨，总是念叨着想见她一面。尽管家里的生活条件有很大的改善，可每次听说有人到上海出差，她还是点名要那种袁姨带回来的核桃酥，这种点心相当便宜，但母亲就是爱耍小孩子脾气，老是说袁姨给她买过的点心才最好吃。等她都到了80岁的高龄，因小弟郭良要在上海发展事业，她还动了迁居南方的念头，为的就是在大上海找到自己的故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