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名义上是徐戎的助理，但实际上我们分管不同的工程项目，公司又实行的是第一责任制，所以交叉的时间非常少。他常常在办公室会客，其中不乏打扮妖异的年轻女子，眉飞色舞，趾高气扬。我嫌恶之余，自觉避到影印间。接上手提电脑，便可以专心工作。共事了半年，我们交谈的时间从未超过十分钟。

　　直到我临时抽调去协助徐戎主持一个新项目的可研论证会。主题会议顺利结束后，临时加开常务会议。土地价格成了争执的焦点。面对咄咄逼人的地市级领导，徐戎针锋相对。一位书记明确表态应满足有关人士的个人需求，否则不予考虑政策许可的优惠价格。徐戎怒不可遏，毫不留情地痛斥官僚腐败。人头攒动的会场顿时鸦雀无声。没有人开得了口为这样的斩钉截铁打圆场。徐戎拂袖而去。我只得宣布暂时休会。

　　在停车场我截住徐戎。不待他开口，我便直接坐上副驾。“徐总，您这样针尖对着麦芒，今后我们很难开展工作。”我看着他说，“这毕竟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而且，以您的身份，在这样的场合说这些话，也不太合适。”他拧着眉毛点点头，带上我直接去了高新区管委会。

　　很快公司拿到土地批文，上面清清楚楚写着七万五一亩的土地价格，我大吃一惊。这样便宜，几乎等于半送。我拿了文件去找徐戎，他轻描淡写地说，“咦，这么快就批下来了？”

　　公司当然认为这是我们搭档的成果，于是这个项目就成了我们合作的开始。

　　我睡眠不是很好，但在飞机上，我总能睡得很熟。从前同别的同事出差，他们总是不忍心叫醒我，任由我睡到飞机落地。

　　那天我第一次同徐戎上了飞机。落座后我连头带脸裹上毛毯，就侧身睡去。机舱里清浅地漂浮着张信哲高亢的声音，“每个人，都有一段悲伤，想隐藏，却欲盖弥彰……”我渐渐失去意识。

　　不知道过了多久，隐约听见徐戎叫我，我没有动。又听见他替我向空乘要了鸡肉饭和橙汁。他一再叫我，我还是没有动。突然他提高嗓门，“杨颀，我知道你醒了，快起来吃饭！”他恶狠狠地说，“这么小，身体就这么差，还不吃饭！我要是你爸现在就揍你！”我呼地拉开毛毯瞪着他。看着他盛怒的脸，我突然想起很多事。

　　二十岁那年因为飞机失事我失去了阿骏。后来每一次坐飞机我都下意识地希望就这样睡过去永远不要醒来，或许就能够找到通往阿骏的那个出口。

　　但在这一刻在这一个男人面前，我彻底崩溃。我想起了父母。我想起到航空公司替阿骏办手续那天妈妈求我好好活下去的样子，让我连哭都不敢背过脸去哭。我想起爸爸拿着我的优秀学生奖学金证书时老泪纵横的样子，让我清楚我的存在和努力都有什么意义。

　　徐戎拉过毛毯，蒙到我的头上，我直哭得声嘶力竭。

　　我吃完了鸡肉饭，喝光了橙汁。徐戎又替我要了一大杯番茄汁，我也喝光了。只是我万万没想到徐戎会生那么大的气，一直到下了飞机，他都不肯同我讲话，更对我哭肿的眼睛熟视无睹。

　　审批手续一样一样办下来，筹建的合资厂渐渐显出完整的轮廓。

　　同日方签署合资合同和公司章程的当天，双方高层举行盛大的庆祝晚宴。那晚徐戎率先发起攻势，以最残酷的点球决胜的方式，豪迈地把五名日方代表全部撂倒。看着他自信而满足地频频举杯，我很替他高兴。没有亲身经历当中的迂回曲折，一定体会不到徐戎的辛酸。一次又一次，他顶住内外压力，力排众议，艰难而强硬地一寸寸推进。同时，还要给我们沉着的笑脸。我明白他有多难。

　　晚宴结束后，徐戎让司机驾车送日方代表回酒店；而我自告奋勇送徐戎回家。

　　九点三刻的少城路，我的捷达车沿着河在红灯与红灯之间停停走走；岷江音乐台正在播的是一张很老的专辑，陈慧娴柔媚疏放的嗓音湿润地浸透空气里每一个细缝；徐戎坐在后座，一根接一根地抽烟；我们一句话也没有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