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斯帕好几天没见到陈阿毛了，想去找他，又赶上学校考试，一直没有时间。

　　卡斯帕的父亲也说最近没有看到他的新朋友在街上卖报纸，卡斯帕坐不住，一定要去他家看看。卡斯帕的母亲包了好大一块新鲜的面包，让他带给朋友。

　　陈阿毛的妹妹给卡斯帕开门，说哥哥病了，姆妈一直哭，说哥哥会死的。爬上窄仄的楼梯，卡斯帕看见躺在床上的陈阿毛盖着一床破旧的薄被，蜷缩着努力睁开眼对他笑。卡斯帕走过去握着他的手，阿毛的手烫得吓人。卡斯帕把面包打开让他吃，平时馋猫一样的阿毛有气无力地摇摇头，让妹妹谢过后拿走分给弟妹们吃。

　　陈阿毛的脸色灰青，卡斯帕蓦地想起全家被关在集中营时，姐姐也曾有过这样被死神笼罩的脸色，姐姐没有逃过一劫，临死之前把最心爱的红雨衣交给卡斯帕，然后就被德国兵拖走说是去治疗，可是再也没有回来过。9岁的卡斯帕哭了，他不想失去最要好的朋友，他还想和陈阿毛一起去逛城隍庙，他答应过农历年的时候带他放小鞭炮。可是这一切眼看就要落空，卡斯帕绝望地哭着走回了家。

　　卡斯帕告诉父亲阿毛家发生的一切，父亲沉默了。他们在上海举目无亲，生活也仅仅能够保证不饿肚子，哪里有能力来帮助比自己更苦的人呢？卡斯帕的母亲脱下戴在手上的戒指，这是她曾经显赫的家庭最后的证明，她微笑着把它放在丈夫的手里，她说，如果这枚戒指能换回一个生命，那么它就发挥了最大的价值。卡斯帕的父亲吻了一下妻子的额头，抹去儿子的眼泪，消失在茫茫夜色中。

　　陈家姆妈半夜被敲门声惊起，门外面站着的是弄堂里那个和蔼的外国男人，他身后还有提着医药箱的医生。阿毛的姆妈赶紧请他们进来，医生看了看阿毛的病情，阿毛的身上已经出现青色的斑块，医生说再拖到早上孩子就没希望了。阿毛姆妈感激地看着卡斯帕的父亲，不知道该怎样谢他，又担心付不起医药费和出诊费，卡斯帕的父亲善意地眨眨眼，告诉这个焦急的母亲，一切都会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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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斯帕始终都没有告诉阿毛发生了什么，甚至就在阿毛姆妈领着阿毛来给父亲磕头谢恩的时候，卡斯帕都把这个秘密藏在心里。陈阿毛执意要和卡斯帕当结拜兄弟，但是卡斯帕太小，怎么解释也解释不清，阿毛只好作罢，但是心里早就把卡斯帕当成了亲弟弟。

　　1943年，上海的局势越来越紧，卡斯帕父亲被解雇了，母亲的面包店也因为经济不景气生意萧条。更可怕的是有风声传来，日本人要在上海建立隔离区，把犹太人赶到那里，不能随意在外面居住。父亲的身形一天天消瘦，当年卡斯帕祖父的至交冒死贿赂德军高官，他们一家三口才得以乔装从集中营脱身辗转来到上海，如果这次被关进去，可能真的没有希望出来了。家里永远是静悄悄的，只有傍晚陈阿毛给卡斯帕的父亲带来当天的报纸时，卡斯帕才能和阿毛说几句话。

　　卡斯帕一家被带走的时候，整条巷子的居民都远远地目送他们。陈阿毛被姆妈死死地拉住，日本兵的刺刀在阳光下凛冽地闪着惨白的光。卡斯帕抱着一个小小的包裹，紧跟在父亲的身后，父亲脸上有一道伤痕，平日齐整的头发也散乱了，脚步有些踉跄，卡斯帕的母亲扶着丈夫，优雅地微笑着和往日的邻居们挥手告别。

　　比隔离区更可怕的是饥馑，上海不再是“东方的巴黎”，整个城市的胃发出空洞的轰鸣。陈阿毛想念卡斯帕，他不知道他的小兄弟能不能吃饱，会不会受人欺负。

　　陈阿毛在电车上当售票员，第一个月的薪水交给姆妈的时候，他嗫嚅着说想拿出一点钱去看看卡斯帕一家。陈家姆妈犹豫了一下，把一半的钱塞回给他，说：多带点钱，他们在“那里”日子不比咱们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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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阿毛跑遍了兆丰路才在一个角落找到生煎馒头的摊子，他把身上的钱全掏出来热乎乎地捧着一怀抱的生煎馒头跑回去。卡斯帕还在踮着脚张望。附近有日本兵，陈阿毛灵机一动把身上的单衣脱下来包好递给他，卡斯帕闻到了面粉和肉的香味，这种异国食物给他带来莫大的快乐，他说要赶紧带走给父母吃。陈阿毛看见卡斯帕的金头发在阳光下闪耀，他挥手和自己的外国兄弟告别。等他再去找他的时候，卡斯帕一家没了消息。陈阿毛作了最坏的打算，可是他不敢想，他始终觉得，那么好的一家人，应该平平安安地活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