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爸爸说他要捐……3美元。”

　　她转过身来，显得很生气。“我们是在为你和跟你一样的孩子募集这笔款子，理查德·格雷戈里。如果你爸爸能够捐3美元，你家里也不必靠领救济过日子了。”

　　“我现在就有，就在手头上，是我爸爸给的，让我今天交，我爸爸说……”

　　“而且，”老师打断了我的话，直直地看着我，鼻翼翕动，双唇紧闭，眼睛睁得大大的，“我们知道，你———没有爸爸。”

　　海伦·塔克朝我转过身来，眼里噙满了泪水，她在为我感到难过。接着，我就看不清她的脸了，因为我也哭了。

　　我一直以为老师多多少少是喜欢我的，她总是在星期五放学后让我擦洗黑板，那是一件令我激动的事，让我觉得自己很重要：如果我不擦洗，到了星期一，学校就没法正常上课。

　　“你要去哪儿，理查德?”老师问。

　　那天，我就那样走出了校门，并且很长一段时间，我没怎么回去。我在那儿感到了羞辱。

　　如今那种羞辱感无处不在。就好像全世界的人都曾上过那堂课，都听到过老师所说的一切，都转过身来为我感到悲哀。放学后跑到本先生的杂货店里取他的烂桃子，我感到羞辱；到西蒙斯太太家里讨一勺糖，我感到羞辱；出门迎接送救济物品的卡车，我感到羞辱。我痛恨那辆卡车，因为它装满了给“你和跟你一样的孩子”的食品。它开过来的时候，我就跑到房子里避而不见。我开始悄悄地走小巷、穿胡同，老远地绕着回家，以免碰见那些常去本先生杂货店的人。是的，那一天全世界的人都听到了老师所说的话：

　　我们都知道你没有爸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