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7月30日早晨，98岁的钱伟长带着“一肚皮的问题”离开了我们。对于我国的教育，钱老曾意味深长地说：“好学生就是有一肚皮问题的学生。”（8月2日新华网《但愿“三钱”别成大师的句号》）钱学森大师走的时候，向国人发出了“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样振聋发聩的世纪之问，而如今，钱伟长大师眼里的好学生标准，则是对钱学森之问的最好解答。

　　长期以来，我国学校教育的出口是大学，大学文凭是进入社会参加工作的必要条件，而大学以学生的考试分数作为录取的唯一条件，这就形成了我国学校教育的应试背景。这种应试教育，随着现代社会个体的政治、经济地位差距越来越大，竞争不断加剧。学生的考试分数已经成为社会评价学校，学校评价老师，老师评价学生的唯一依据。学生获取高分的最佳途径就是熟记试题中的标准答案，这样的教育体制培养出来的好学生，就是那些“有一肚皮标准答案的学生”。应试教育严重束缚了学生的思想，那些经常提出问题的学生反而被学校和老师作为问题学生大加压制，那些模仿能力强、听话的孩子则被视为乖孩子而受到鼓励。

　　应试教育下好学生标准，造成了我国学校培养出来的学生普遍缺乏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欠缺独立思考和自主判断的能力。学生大学毕业以后难以独立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缺乏创新能力，无法适应不断变化的复杂情境，也难以适应在日益激烈的国际政治、经济竞争条件下社会对创新人才的需要。因此，把我国当前社会政治、经济、科技、企业普遍创新乏力归结于教育缺乏创新并不为过。

　　问题的严重性远不止于此。应试教育下好学生的标准，正在颠倒着我国学校教育中师生之间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教育民主化的缺失也直接影响着下一代的身心健康成长，危害着我国社会民主化进程，不利于未来公民健全人格的形成。据8月6日荆楚网报道：2009年4月，正在某优质中学读高二的李红豪，在一次期中考试中写了一篇题为《草菅人命》的作文，里面写道：“老师说的你不能反驳，不管他说得对不对，否则你便犯了‘顶撞’之罪。”这篇作文“明目张胆”地批评现有教育制度，被老师批评为“胆敢在考试作文中讽刺学校和老师”，是“自毁前程”。随后，学校要求李红豪带家长去学校商谈，并且要“改变思想”，“否则就不许进教室，不行就换班或转学”。由于李红豪拒不认错，终被学校领导和老师赶出了校园，失去了继续求学的机会，成为现行教育体制下的直接受害者。

　　李红豪事件决非孤立事件，它是我国当前学校教育中学生生命状态的一个缩影。本来，学校教育中老师和学生的关系是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学生的需要就是老师的职责。试想，没有学生，要老师干什么？但是，这种关系被严重颠倒成李红豪同学在作文中写的：“老师说的你不能反驳，不管他说得对不对，否则你便犯了‘顶撞’之罪。”这种只准学生规规矩矩听话，不准他们乱说乱动，否则便以故意捣乱的罪名赶出校园的教育体制，对下一代造成巨大的心理压力，使他们的心灵受到无法弥补的伤害。在这样民主化严重缺失的学校教育体制中，你能指望其所培养的学生具有民主精神吗？它又怎能让人相信未来的社会是充满民主的社会。

　　钱伟长大师所提出的“好学生就是有一肚皮问题的学生”真是切中时弊，一言中的，令人茅塞顿开，它是钱老留给我国教育界最宝贵的经验和精神财富。当前，在学校教育中，将好学生的标准从“有一肚皮标准答案的学生”转变为“有一肚皮问题的学生”，不仅仅是评价观念和评价体系的转变，更是教育观念、育人理念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