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还未开口，已经眼泪婆娑。他喝了杯酒，说了一句：“我们家的孩子在那里是最穷的一个，让他在那里受罪了。”之后，泣不成声。

　　父亲走后的一个多月，我是靠着那三百多块钱过活的。

　　吃的很简单，晚上的夜宵是晚饭时从食堂买的一个馒头，简单但过得有滋有味，我像其他同学一样享受着自己的大学时光。每天早晨早早起来到操场上读英语，上下午上课，晚上看看杂书，有时也和别人打打乒乓球。没有课的下午，我和球友们一起去踢球，踢得满身大汗，我还记得新生杯上的第一个球是我踢进去的，我兴奋得满场狂奔。为何能这么高兴，这么快乐，说句实话，我思想上没有多么深刻，像有些人说的那样，看淡苦难，看淡贫穷，然后超越，风雨过后是彩虹之类的，我是习惯了。

　　我幸福地过着自己的大学生活，不去逃避，不去让别人对自己的生活有怜惜之感，或者说我对于这些富与贫，乐与苦根本一无所知，无知者无畏。身上只有三百多块钱，买书、买生活用品、吃饭、洗澡、穿衣，诸如种种花销，对此我倒没有什么过于拘束之感，少一分如何，多一分又如何？有些时候，井底之蛙也是幸福的。

　　不久，母亲写来一封信，错别字连篇，后来我还拿此封信，对我母亲说：“真看不出，你还上过高中。”母亲笑着说：“那么多年了，能记得这么多字，已经不错了。”

　　母亲在那封信里说，她想跟着建筑队出去，给人家做饭，一个月有五六百块。那封信让我十分难受和不安，我赶紧写信给母亲，说你要真去了，我就不上这学了。母亲身体不好，怎么能做这种粗活呢？随后，我坐车来到北大的本部燕园，在家教公司找了一份家教，每周六教三个小时，共一百块钱。这意味着我每月有四百元的收入，我赶紧写信给家里人说我找到了兼职，生活不太紧张了。

　　这份家教是我大学里的第一份兼职，我付出了很多。每周六一大早就要坐校车往燕园赶，再从燕园坐车去西直门，走一段路，到学生家上课，中午到，在附近吃点饭，上一下午的课。赶回校区的校车来不及，只能从西直门，坐27路，转345，坐了345到昌平，再坐小公共到南口，从南口到校区是一段林荫路，我从小公共下来之后，天基本上黑透了，我要摸黑走四里路，两边全是果园庄稼地，路上只有我一个人，每次看到校区门口的红灯笼，我眼都有点模糊，那种疲惫后的熟悉让我感到一阵阵强烈的温暖。我现在还记得自己第一次拿到一百块钱的补课费，是多么的高兴，在西直门复杂的立交桥上，我找不到北，一半是因为实在复杂，找不到27路车站，一半是兴奋得只顾着走了。

　　回到燕园后，我有了自己第一份不错的工作：帮一家文化公司写畅销书。最悲惨的赶稿，是一周之内我们三个人需要写十八万字。我那一星期，除了上课，所有的时间都用在写稿子上。那时不像现在有电脑，一切都是手写，稿纸一沓一沓地写完，再一沓一沓地买。白天写不完，晚上搬个板凳在楼道里写，六天的时间，我写了八万字，拿到了一笔一千八百块的预付金。这笔“巨款”让我兴奋异常，那时手已酸痛得几乎拿不起筷子。慢慢地我对这种坐在屋里不出去就可以忙活的兼职情有独钟。

　　譬如几个同学帮人家写初中生阅读的稿子，时间太紧，忙不过来，找我帮忙，我一夜写了十二篇，篇篇通过。

　　从那以后，我退掉家教，开始给自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用在看书上，用在学习上，用在享受着我的北大生活上。我对于很多课程都有浓厚的兴趣，上一门《东方文明史》的课，对楔形文字的起源感兴趣，北大图书馆查不到，我跑到国家图书馆去查。后来写一篇论文，交给老师，老师评价很高。

　上白巍老师的《中国美术史》，我特意跑到故宫去看画展，跑到军事博物馆里看中国油画展，查资料，写论文。是的，我像北大其他学生一样，在学习，在努力，在收获，只是我的方式跟别人的方式不太一样。我开始学着写一些自己想写的东西，大二时我的第一篇小说发表。我努力学习，每次期末考试前一个月都不怎么睡，背诵，查资料，困了，咖啡粉直接倒在嘴里。早晨考试，买带冰的矿泉水让自己清醒。我拿过奖学金，评过标兵，体育也获得了奖，也获得了北大优秀共产党员的称号，我知道我的努力没有白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