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11月的一天，当我一个人百无聊赖地坐在沙发上看电视时，不经意地看到一则中国将同南非建交的消息。当时我根本就没想到这个印象中穷得满地白骨的地方会跟我有关系。当老爸终于和远在南非的表哥取得联系后，已经是1998年的春天了。那个叫宇航的表哥告诉我们，他和一个挺有钱也挺能干的上海女人在约翰内斯堡开有一家工厂，刚好他们雇用的白人会计走了，我这个学会计专业的大学生正好派上用场。他4月里要回国内一次，因为他已经拿到了南非的绿卡，按当地的规定，可以在一年内给有建交关系的国家发出两封邀请函，也就足说他再回南非时，便可以帮两个中因人办理签证。

　　签证办得很顺利。到了1998年11月初，表哥先动身后，我也很快买了机票。从香港顺利转机，便独自一人飞往那个陌生的国度了。

　　坐在飞机上，我开始神思恍惚地想着那一大片一大片的草原和闪闪发光的天然钻石，高速公路上一辆辆的跑车和那些牙齿像贝珠一样的黑人。当然，我最希望，也最渴望得到的足一个浪漫的异国情缘。从中学到大学，我一直疯狂地喜欢香港歌星黎明，这种以明星为起点的恋爱太高，以至于我的大学生活与爱情丝毫都不沾边。虽然大学时也有男生说过喜欢我，可是我始终觉得自己的爱情不会在这个养育了我的国度中出现，我时刻都期待着那个奇迹能够早早来临。那一刻，我在云端中发誓，今生如果不能在南非找到爱情，我就永远也不回家了！

　　华人区的富家公子们

　　到了南非后，我住在了离闹市区很远的华人区里。在南非，人们的居住自然而然地按照等级分为了三个区。最高级的自然是白人区，最脏最乱的足黑人区，居中的就是黄皮肤的华人区了。

　　在表哥介绍的台湾人开办的工厂中工作了两个月后我逐渐习惯了这儿的生活。惟一让我难受的是这里没有四川人嗜之如命的辣椒。南非人都嗜好甜食，超市里的货架上满满的都是果酱、巧克力和各种各样的甜品，不甜的可能只有牛肉干了。假日里我一个人往往在超市里逛上一天，也找不到一丁点带辣味的东西。我给妈写了封信，希望她可怜可怜我，给我寄些豆瓣辣椒油什么的，我没想到妈竟然认了真，接到信后的第二天便匆匆给我打了电话，说她求了邮局半天，人家都不给她寄。我听了笑了个半死。这件事后来不知怎么被我的台湾老板知道了，假日里死活要清我到市内最豪华的川菜馆去。和老板在餐馆坐定，我惊奇地发现这家川莱馆竟然卖牛肉拉面，不禁兴奋地告诉侍应生我要很多辣椒，他很宽厚地笑了。然后竟然用地道的重庆话告诉我，在南非，是没有辣椒出售的。我—听到乡音，一把就拉住了这个得来不易的老乡，用四川话很足激动地谈开来。餐馆里很多顾客都很感兴趣地望着我们。我实在足太激动了，也没注意到身边多了一个年轻人。

　　后来我的老板给我介绍年轻人叫“林家豪”时，我反而被吓了一跳。到南非不到两个星期时，我就听到无数人在我耳边提起过这个名字。他的父亲是香港金融界的巨富，东南亚的每个国家几乎都有他投资的房产。而我面前这个衣着时髦只有19岁的高大青年，在约翰内斯堡和开普敦同时拥有7间厂房和5个大型超市，资产少说也有几十亿。“你很有个性，我很喜欢你。一起出去玩怎么样?”富家公子说话相当直率和坦白。我为难地看着我的老板，他却看也不看我，借口有事先走了。我看看眼前一脸傲慢的人，给自己打气说：“不要给四川人丢脸，我单枪匹马，飞越万里来到这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来谋生，什么苦都吃过，还怕你这么个少爷吗?”

　　林家豪炫耀般地带我到处兜风，在市中心扔下他的林肯大白鲨后，又很是威风地带我上了一辆法拉利，并且不停地问我内地是不是有很多漂亮女孩，普通人是不是每天只能骑自行车。我告诉她我只能算四川最丑的女孩，因为我们那儿漂亮女孩太多了，所以只好到南非来。至于骑自行车，那当然是重视环保的举动。我拍了拍他车内的真皮靠背，告诉他在国内人们都很重视环保，城市就是花园。他很委屈地败下阵来，又换了一个话题问我。这次谈的是我的薪金问题。我很骄傲地说自己一个月是5000美元。他终于充满优越感地大笑起来。他说：“你知不知道我一个月的开销是多少?10万美元有时也不够呢!”我很轻蔑地看了他一眼说：“我可是靠自己勤劳致富的。”他的涵养到此为止，他用粤语很粗暴地骂了句脏话后，在路旁停下车来。“你是从内地来的魔鬼!”在我下车后，他改用英语很是无奈地大骂了一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