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你咋？……”父亲没等说完，两个人的眼圈全红了。
　　母亲病倒了，整天昏昏沉沉的，偶尔还说上几句胡话。第七天早晨，母亲清醒了过来，她直着眼睛盯着父亲：“她姥姥走了。”
　　父亲一愣：“不能的，你这是瞎想的。”
　　母亲摇了摇头：“刚才我做了个梦，天昏地暗，对面不见人，飞沙走石的让人连眼睛也睁不起。她姥姥不知道在哪儿要跟我打电话，接过电话我真真地连喊了三声‘娘’，她姥姥哭着说‘这下可见着俺那女儿了’，梦就醒了。她姥姥肯定走了。”
　　果真让母亲不幸言中，第二天下午舅舅的电报便送到了我们家：昨天天放亮娘去了。捧着电报，父亲和母亲直怔怔地坐在那儿，谁也没有说话。多少年以后，一提到这件事儿，父亲和母亲的眼里，全都闪着泪花。
　　姥姥去世两个月后，奶奶外出上厕所，一不小心踩在冰上滑倒在地，竟然得了半身不遂。父亲在关里的那几个兄弟姐妹全都没了声息，奶奶便留在了我家。母亲像侍候亲娘一样侍候着瘫在炕上不能自理的奶奶，整整两年三个月零九天，没有一点点的厌烦和怨言。临去世前，已经不能说话的奶奶把母亲拉到炕前，紧紧攥住她的手，把手放在自己的胸口，用手指了指自己，又指了指母亲，眼泪“扑簌簌”滚了下来。
　　安葬了奶奶，母亲和父亲这才回了关里，离家五年、姥姥去世两年后才给姥姥上了第一次坟。两个舅舅都已二十出头，明白了日子的艰辛，也开始苦拼苦熬地支撑着家。看到家里日子的艰苦，母亲和父亲便把二舅带回了关东。很快，二舅便长成了壮小伙，勤快肯干的他也赢得了十里八村人的认可，母亲便开始为他张罗亲事。也许是故土难离，也许是家的责任刻骨难忘，二舅的心里一直想着关里。在接连看了好几个对象都以他的不同意而告终后，二舅终于向母亲说了实话，他想回关里，在关里娶妻生子。母亲和父亲商量了好几天，由母亲带着二舅回了老家。在母亲的四处寻求下，亲戚朋友开始给二舅介绍对象，二舅和二舅妈开始认识。在母亲的张罗下，我家承担了舅舅结婚的全部费用，为二舅操办了婚事。
　　母亲就是这样，永远为别人着想，永远想着对得起别人，却从来没为自己想过，也从来没想过是否对得起自己。她整天操劳着，为了父亲和我们，为了这个家，像蚕一样，在一点点耗尽着自己的精华。长年的劳作，过重的负担，使母亲中年起便病魔缠身，可她却从未说过一声苦，叫过一声累，有病时仍强带微笑强撑着，甚至连药都舍不得吃一粒。因为她清楚：同样身体不好的父亲更需要照料，她还有5个儿女需要她去打拼，她要用她并不丰满的羽翼尽力为孩子们遮风挡雨，使他们在贫困的家境中也和其他人一样健康成长。
　　哥哥姐姐们一个个成家而去，上高中的我便成了母亲心里惟一的牵挂。1994年，我终于不负众望，考进了大学，成为我们村建国来走出去的第一个大学生。被汗水和劳累浸透了一辈子的母亲的脸上第一次露出了开心的笑容。可是，看到录取通知书上那高额的学费，母亲的笑容刚刚舒展一半便消失了。经过3个不眠之夜后，母亲踏上了南去的列车。7天后，母亲从关里舅舅家返了回来，两手空空，眼睛肿得老高。面对前来询问的乡亲，母亲笑着说：“他两个舅舅做买卖赔了，光银行贷款就好几万，咱还咋朝人家借钱呀！”可等到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却听到了母亲轻轻的啜泣声。
　　3天后，母亲和父亲想尽了一切办法终于为我筹到了上学的费用，使我在报到的最后一天踏上了上学的客车。启程的那天早上，母亲扶着包送我，一路上不停地叮嘱这个叮嘱那个。眼看客车已远远过来，母亲突然顿了一顿，抬起头来看了看我：“孩子，把你手上的零钱给我吧。”
　　我一愣，在我的记忆中，这是母亲第一次主动要钱。我什么也没有想，掏出身上所有的零钱，捧给了母亲。母亲接过零钱，叹了口气：“你姥姥快到30祭年，我打算攒点儿钱给她准备点儿啥，孩子，你不笑话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