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随在全副武装的军警身后，我穿过街头举刀持枪的游行队伍到邮电局给母亲报平安。拿起电话筒之前，我一再告诫自己要平静，不能让母亲听出一丁点儿的慌乱，让万里之外的她倍添不安。但是，当我听到从大海的那一端传来的母亲的声音，无法忍住哽咽。
　　有时，再坚强的儿女在母亲面前也无法扮演坚强。因为，她是世界上最疼你的那个人啊！母亲在电话那端没有落泪，她以超乎寻常的镇定提示我如何注意安全如何寻求中国大使馆的支持。
　　我想起了徒步穿越中国的途中倒在罗布泊的余纯顺，他倒下的那年，社会对他的赞颂对他的宣传达到沸点。那年我恰好在上海，他的家乡。经人指点我找到了他的家，上海一条弄堂里一间简陋的房子。屋子虽小，但因为只有他父亲一人而显得空空荡荡。老人低着花白的脑袋正在凝视儿子背着行囊的照片，此刻市内举办的余纯顺徒步中国事迹展览正观者爆满。当时正午已过，听说老人还没有吃午饭，我走进厨房发现只有一把青菜，帮老人煮了一碗清汤面，老人端着碗仍吃不下，他睁着昏花的双眼望着我说：“人们夸倒下的是个英雄，对我这个父亲来讲，死去的是一个儿子啊！”
　　我永远记住了那句话，正如我难忘阳台上亲人注视我远去的背影一样。
　　有一年的夏天，我遇到一位长年穿行在中国大地的背包族，和我一样被人们称为所谓的“行者”，他拿出一个旅途留言簿希望我在上面写几句话，我说就不用写了吧，有件事你记住就行——在路上常给母亲打一个平安的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