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碰到的唐肃宗可就没那么明白了，从此就不怎么搭理杜甫，不久便找了个借口远远地把他打发了事。在严武手下当差时，杜甫还是旧习不改。杜甫和严武幕府的同僚不和，干了一段就不耐烦了，请求严武批准辞职。严武没有答应，杜甫就一而再、再而三地打报告申请。碰上这样的倔脾气，严武大概也被磨得受不了，只能让杜甫回草堂当平民了。

　　这个事件看来是杜甫一生的一个转折，从在唐肃宗中央政府的积极进取，到在严武地方政府的消极请辞，杜甫从政的热情似乎消退了。然而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他对国乱民困的忧虑始终如一。

　　生存：一半饿死一半撑死

　　政治上不得志是一种不幸，但杜甫悲惨境遇的根源是他生活的潦倒，他后半生最大的敌人竟然是饥饿。

　　初到长安不久，父亲去世使杜甫失去了经济来源，很快生活就陷于困窘。他曾采草药出售以糊口。曾经去买救济灾民而低价出售的粮食。但这些都救不了穷，十来天没米下锅的情形也不少见，他不得不奔走于豪门和亲友之间，乞求一点援助。

　　杜甫在长安有一个晚辈，为了蹭一顿饭，杜甫时时到那里走动。这个晚辈混得也一般，杜甫去的多了，他虽然表面上不便说什么，给人气受的事情难免做点出来。偶尔运气好了，有人同情杜甫的处境，热情招待他一次，就足以让杜甫感激不尽了。

　　这种生活状态，杜甫在长安坚持了10年。等杜甫弄到一个小官的职位时，已经有点太晚了。他上任不久回家探亲，进门听到的是小儿子活活饿死的噩耗。一代“诗圣”流落到这步惨状，“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原来不只是眼见，还是切身之痛。

　　安史之乱时，“饿”依然是杜甫挥之不去的阴影。在流离失所的岁月里，他拾过橡栗、挖过野芋，辗转挣扎到四川时，已经一身是病。在杜甫的诗中，流露出对贫苦民众那么真切的同情哀怜。又何尝不是他本人的付出太过沉重了。

　　杜甫的死也和饥饿有着斩不断的联系。离开四川后的杜甫客居湖南，由于被突然的洪水所围困。连续饿了9天。当地县令用小船把杜甫救了回来，以牛肉白酒招待他。难得饕餮一回的杜甫当晚就因为醉饱过度而辞世了。

　　杰出诗人却落得如此下场，大概令后人感到不安，于是人们对杜甫的死因做了种种解释，并推断出溺死、病死等各种说法。然而，纵然真是这样，对诗人本身的痛苦也没有任何补益。他以他的颠沛痛楚见证了盛世唐朝的没落，他那些伟大诗篇，就是他一生悲苦的哀鸣，也是一个辉煌时代走向终结的哀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