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之后我在电影院看《云水谣》，看到金娣千里迢迢跑到西藏，把自己的名字改成碧云，真真是痛彻心扉，当场痛哭失声。女人多少是有些受虐情结的，便如张爱玲写的那样，低到泥里去，却又从泥里开出花来。何况还年轻，自以为除了爱情，没有什么不可以放弃，却唯独忘记了，再绚烂的爱情之花，也是无法附生于虚空之中的。

　　婚后的生活出人意料的平静，大维开始习惯叫我央央，我却每每话未出口就已意兴阑珊。在大段大段的缄默衍生出的尴尬里，我忽然开始渴望一个孩子——如果我和大维的过去注定要与丫头分享，那么我可以孕育一个只属于我和大维的未来。大维的回答却是一只吉娃娃，他说他不止一次怨恨过早亡的父母，因为他们没有得到他同意就生他到这世上，他确信自己永远不会喜欢孩子，如果我太寂寞了，可以多带“欢欢”出去溜达。

　　我只好一日日无精打采地在小区里溜着欢欢，甚至恶毒地在它对着大狗狂吠的时候悄悄放松手里的细绳，希望那些大狗的主人一脚将它踢飞。很遗憾，那些人比他们温顺的大狗更有教养。其中一个牵金毛的小伙子甚至两次帮我找回跑出老远的欢欢，我一边言不由衷地说着谢谢，一边腹诽他浑身上下的拾掇干净得不免过份。事实上，这个三十上下的“小伙子”很可能比我还大出两三岁，但看着他清澈的笑容，我固执地认定自己的心境更为苍老。像两个总是在同一时间到同一家菜场买菜的老阿姨一样，我和这个名叫光羽的邻居算是认识了。

　　然后有一天，我终于名正言顺地驱逐了欢欢，因为我还是怀孕了。在我的孕期进入第六个月，大维跳槽去了一家国营医疗器械公司，我们心里都很清楚，起决定作用的并不是百万年薪，而是那个职位远在苏州。

　　送走欢欢之后，我反而喜欢上在小区里散步，我知道一定有人暗地里怀疑为什么我从来没有丈夫陪同，但我不在乎，我心心念念牵挂的，全是即将出世的孩子。我甚至不顾老总的一再挽留辞职了，尽管大维没有给我多少生活费，但是没关系，我还有积蓄。

　　八个月时，我开始被频繁的胎动折磨，有次甚至不得不在花坛旁休息了半个小时。也就是那次我才知道光羽居然是个颇有造诣的妇产科医生，他给了我一张名片，建议我最好去他那里做个检查，因为他怀疑我可能胎位不正。我去了，然后每天辛苦地做他们独创的孕妇体操，逼迫那个喜欢和妈妈淘气的小捣蛋转回他该待的位置，我可不愿意接受医生的建议剖腹产，无论如何，生命因为痛苦而刻骨铭心，就算要走一遭鬼门关，也是值得的。大维对于这些似乎漠不关心，只是在预产期前一周才回到上海，陪我办了住院手续，要了最好的病房，雇了两个护工，然后又借口谈一宗大单子，回了苏州。护士对他花钱的大手笔和一张冷脸的反差感到诧异，只有我明白，他一点也没有将为人父的喜悦，只是在履行一个丈夫的责任。

　　我在医院嚎叫了两天两夜，结果还是被推进了手术室，主刀的是光羽。

　　离开时不曾说再见

　　十天后大维再次回到上海，此行的任务是接我出院回家。我一直以为大维会在亲眼看到仔仔时改变态度，毕竟仔仔遗传了他的招风耳和高鼻梁，活脱脱一个小大维。然而大维的冷淡让我心寒，他甚至在仔仔哭闹时流露出毫不掩饰的嫌恶。在请了一个当过“月嫂”的保姆之后，他又一次离开。

　　大维的绝情彻底粉碎了我的幻想，我甚至怀疑自己坚持生下仔仔，是不是从一开始就是个错误。保姆的照顾不能说不周到，只是除了听她絮絮叨叨阐述她变换花样做出的各种配方的月子汤的玄妙理论之外，我们实在没有什么交流。我甚至觉得自己像个囚犯，每天把自己关在卧室里，等着保姆饭做好了的信号。

　　我开始失眠，莫名其妙的焦虑，经常在半夜梦见仔仔被枕头闷死然后惊醒，非要亲手到小床上摸到他的鼻息才能放心。后来发展到甚至白天也会这样，仔仔一分钟不在眼皮底下就会觉得他是不是被保姆拐卖了，茶几上的玻璃花瓶被我挪了十几个位置，总觉得有可能被保姆或者自己碰倒摔碎扎伤仔仔，最终扔进垃圾桶才放心……就这样每天甚至每时每刻一惊一乍，似乎有操不完的心，即便这样还是总觉得自己似乎有什么没考虑到。我开始觉得自己撑不住了，从小到大也没有像这样感到孤立无援和绝望过，有好几次抱着仔仔在阳台晒太阳的时候，都会有“抱着他跳下去”之类可怕的冲动涌上心头。我知道，在这种冲动成为行动之前，我必须做点什么，可是我实在想不出还能向谁寻求帮助，只记得在书架的一角放着一张光羽曾经给过的名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