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5岁时的我，有个习惯，心里塞满委屈，便跑到离街道不远的那个废弃厂房，坐在锈迹斑斑的大机器上，将每个指头包括脚趾的指甲剪个遍：厂房有小半个操场那么大，里面堆满陈旧的机器，氧化后它们只能被称作废铁。废铁也有人要的，一片八毛钱，在那个一碗刀削面一块五的年代，觊觎的男孩子有不少。
　　
　　看守这里的伯伯逮住过几个，送到派出所，一说叫老师，人就瘫软。学生嘛，总归怕老师。
　　
　　我除了怕老师，还怕那个家。50平方米的旧单元，五个人住，二伯二伯母，堂哥堂妹，还有我。每天清晨起床，二伯母的声音永远那么尖细：“江海，你昨天帮我买盐找的零钱呢？什么？没有，那我告诉你，今天的早餐费也没有，你以为咱们家是金库，我和你爸养这么多人容易吗？”
　　
　　“江溪，你头发还没梳完，你是相亲还是上学呀？什么？梳你堂姐的头发，你怎么好的不学，光学一些不三不四的。”
　　
　　我永远是默默无声的那一个，努力将自己缩小，缩小，可这50平方米的房子，因为我的存在，显得更加狭窄。不是没有自己的家，父母厂子破产后，去深圳打工，我被寄养在二伯家。妈妈信里叮嘱我，人要知道里外。
　　
　　外人就不该孩子们分糖你也抢，就不该吃完饭抬起屁股就走，更不该恰好你在家时家里丢东西。
　　
　　算你倒霉！我坐在厂房的机器上，给剪好的指甲涂一层淡蓝色指甲油。那年，小地方的人只知道红色指甲油，妈妈从深圳寄过来一瓶蓝的，让我送给二伯母。
　　
　　我没来得及送，抽屉里的钱就少了，二伯母将江海和江溪骂个半死，对我却是一个字也没有。后来，抽屉换了锁，比以前更大更重的锁，硕大的钥匙挂在二伯母的裤腰带上。邻居见了常调侃，二伯母少不了一番诉苦：“你不知道啊，家里人多啊，人多嘴多，眼多手多哟。”
　　
　　那次丢钱后，我就成了这个家臆想中的贼。晚饭后，大家都去串门，我忙着看借来的金庸小说。二伯母遥一圈回来，坐在沙发上不停往我这边瞟。我明白了，提着书包跑到巷口，坐在报刊亭外的小板凳上，继续有滋有味地看。看到黄蓉偷人家的馒头喂狗，然后戏弄饭馆掌柜，我不禁向往起来，偷窃的乐趣果真这么妙吗？
　　
　　我从书里抬起头，报刊亭的大妈正在给小孙子擦鼻涕，小孙子哭天喊地反抗着，旁边一个打毛衣的妇女看热闹。我又想起二伯母一家防我似贼，心里有个声音跳出来，我就当个贼给你们看看。鬼使神差，我顺手将一本杂志放在书包里，拎起包扭头就走，骨骼肌肉都要被心脏撞个血肉模糊，没走几步一头碰到电线杆上。大槐树下乘凉的妇女们，齐刷刷冲我大笑，这孩子，看书看迷了。
　　
　　这世上有烟瘾、毒瘾、酒瘾，就有偷瘾。胆子大了，我的手逐渐伸得更远更长：学校门口小摊上的造型橡皮、帽子店带檐的少女帽、饰品店里的五彩耳坠。偷来的东西大部分都扔掉或者送人了，乐在其中的不过是偷的过程。
　　
　　二、
　　
　　班里组织大家到邻市旅游，我回家给二伯母提了提，二伯母尖细的嗓门立马跳出来，你又不是不知道，现在物价飞涨，你爸妈给的那点钱吃饭都不够，上个月给你买的那身衣服还是二伯母掏的钱呢！我很乖巧地点点头，心里却明白，爸妈给的钱养活两个我都够了。委屈的时候，又想到那个废弃厂房，我的心生了锈，和那儿的废铁废块有什么不同！
　　
　　脑子里灵光一现，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冬天的黄昏，来得特别早。我借口不舒服，向老师请了假，提前离开了学校。驾轻就熟翻过厂房一人高的围墙。厂房的门用铁链锁着，但用力推，可以推出半人宽的缝，费一点劲就过去了。铁块很多，我随便捡了几块装进书包，又轻车熟路钻出去。
　　
　　路过厂房旁的小屋，里面灯亮着，我忍不住侧佴听了听，没有任何动静。好奇心驱使，我踩在堆在窗户下的煤堆上，朝里面看，吃了一惊，那个伯伯靠着床坐在地上，眼睛紧闭，旁边的火炉上，热水壶咝咝作响，水壶下一缕缕灰烟不断往外冒。
　　
　　煤气中毒。我下意识就要大喊，但张开嘴什么也喊不出。我是谁，我来干什么，我为什么会发现这一切，这些问题砖一般砸在我脑袋上。我想像着那个场景：我被扭送到学校，老师和学生围在我周围唾骂，你是贼，你是贼；二伯母也来了，她冷笑着告诉大家：“我说得没错吧，她就是个贼。”然后，父母也来了，妈妈哭得伤心欲绝，爸爸冷冰冰地看着我。